日期：2026-06-28　　阅读()　　发布：小编

　　[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于5月11日正式公布一项为期30年的造舰规划，提出将以重建工业基础为核心，打造一支“更具杀伤力”的未来舰队。作为配套，美国2027财年海军造舰预算申请额度高达685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增长近57%。分析人士认为，相较于“扩军造舰”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正试图借“对华竞争”之名，重启一场覆盖军工、制造业与全球战略体系的“海权再工业化”。

　　美国传统基金会近期发布的报告系统阐述了美国海军扩张的总体构想。报告指出：第一，美国当前造船能力已难以支撑对华长期竞争，必须启动类似“里根时代600舰海军”的国家级扩军计划；第二，鉴于大型舰艇难以短期成型，美国应优先构建由无人舰艇与现役成熟平台组成的“过渡舰队”，迅速向西太平洋投送火力；第三，“黄金舰队”不仅是军事计划，更是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重建海洋工业体系的重要抓手。

　　报告清晰勾勒出美方视角下“黄金舰队”的攻防重点与工业底牌，其中所列种种结构性困境，为研判美国未来海军建设节奏与西太平洋力量对比之变，提供了重要参照。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摘译编写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特朗普于2025年12月22日宣布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图源：Getty

　　202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公布了美国海军的新一轮造舰愿景，并将其命名为“黄金舰队”。这一跨越数代人的宏大计划，其规模远超里根时期的“600艘海军舰艇”扩张构想。然而，在西太平洋方向，美国迫切需要迅速形成足够的海上作战能力，给这一长期造舰规划带来了巨大的时间压力。

　　报告认为，这种紧迫性决定了“黄金舰队”必须分两个层次推进：近期以快速可交付的无人平台为主体，先行构建一支“过渡舰队”，将火力优先投送至西太平洋；与此同时，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福特级航空母舰等在建舰艇将陆续入列，并在2030年代中期由战列巡洋舰等新一代战舰进一步扩充。此“两步走”框架，是理解“黄金舰队”整体建设逻辑的关键。

　　报告指出，中国海军现代化步伐迅猛，在这场博弈中，美国已明显处于下风。截至2026年3月，美国海军舰艇总数较2016年9月仅净增17艘，而同期中国海军规模增长逾百艘，总数已达474艘。十年之间，一方几近停滞，另一方则大步前行。

　　面对这一差距，报告强调，绝不能让预算规模成为“黄金舰队”的天花板，更不能以此左右舰队的交付节奏。历史教训已十分深刻——2016年《海军力量结构评估》曾明确提出海军需要459艘战舰，最终却在预算压力下被压缩至355艘。以威胁评估为根本依据，而非以预算划定边界，是此次必须坚守、不能再重蹈覆辙的核心原则。

　　在衡量“黄金舰队”的建设目标时，报告认为目前最具参考价值的基准是海军于2023年6月发布的《战斗力舰船评估与需求》（BFSAR）。该报告提出，载人舰队规模为381艘战舰，并配套134艘无人平台。然而，与历次规划类似，BFSAR仍未能根据威胁态势明确各型舰艇的具体交付时间表，这一缺陷本身也折射出美国海军规划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截至2026年3月，美国海军在XLUUV、LUSV和MUSV三类无人平台上仍仅有原型艇在役，尚未形成正式编制规模。资料来源：翻译自报告原文。

　　据《简氏》（Janes Defence Weekly）杂志对知情人士的深度采访显示，海军下一版舰队设计方案可能在多个舰种上作出削减：航空母舰由12艘降至9艘（同时航母航空联队从9个减至7个），大型水面战舰缩减至67艘，攻击型潜艇或由66艘降至54艘，大型两栖战舰从31艘减至27艘。另有两项维持不变：小型战舰保持73艘（另有100艘中型无人水面舰不计入其中），弹道导弹潜艇维持12艘；补给油船则计划“按待定规模增加”。

　　如果上述削减属实，其冲击不容低估 ——“ 航空母舰不少于 11 艘 ”“ 大型两栖战舰不少于 31 艘 ” 这两条法定红线将被直接突破，国会层面的审查与阻力在所难免。造船厂的订单规模及其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安排也势必随之调整。而更深层的约束在于，美国造船工业能否真正承接起这支舰队的建造任务。

　　如图所示，舰体吨位越大、舰型越复杂，能够承接建造任务的造船厂数量便越发有限。以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为例，其全长逾1100英尺，全美具备建造能力的造船厂仅有3家。

　　更深层的战略问题在于：“黄金舰队”是否真能有效提升海上火力，对中国形成可靠威慑？又能否将关键投入引导至造船工业基础的扩展与强化，从而在长期对抗的新冷战格局中，支撑起一支规模与战略需求相匹配、且能够持续运转的强大舰队？

　　从现实情况看，无论是国会、行政部门，还是工业界，迄今为止的表现都难以令人线

　　美国海军最危险的“断档时刻”？自“黄金舰队”计划公布以来，媒体报道多将焦点集中在战列舰是否重返海军的种种猜测上：舰艇需要具备哪些作战能力，才能完成既定任务、应对预期威胁？将在哪里建造、采用何种工艺、成本几何？这些固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但对其他舰种的整体布局，以及其与国家海上力量体系的协同配合，同样不容忽视。

　　注：此表由译者依据报告内容整理。“建议目标”一栏中，具体数值来自报告的明确建议；凡标注“待确定”“增加”的，表示报告认为现有规模不足，但尚未提出精确的目标数量。

　　特朗普曾着重强调“战列舰”将重返美国海军，但这批新舰并非简单地将里根任期内重新服役的衣阿华级战列舰加以升级改造，而是一种全新设计的大型水面作战平台。其首舰拟命名为“无畏”号（USS Defiant），主要承担三项核心任务：为航母打击群提供防空和导弹防御；对分散部署的有人—无人混编编队实施统一指挥控制；利用远程高超音速导弹压制敌方防御体系，为航母航空兵打开突防通道。报告明确指出，在伊朗战争中积累的实战经验表明，对分布式无人平台的指挥控制需求，已明显超出传统防空任务的范畴。也就是说，战列巡洋舰承担的，将不只是防空职责，而是更为广泛的编队指挥任务。

　　围绕这一全新舰种的设计风险，报告结合福特级航空母舰和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历史教训，对此明确指出：一艘战舰通常由船体、动力系统和作战系统三大部分构成，如果三者同时推进全面革新，极易导致成本失控、工期拖延。因此，战列巡洋舰的初期方案应以成熟系统为基础，优先推进新型船体研发；待首批常规动力型号服役后，再逐步推进核动力换装和系统升级。“循序渐进、分步演进”，而不是“一步到位、全面革新”，才是这一舰种能否按期、按预算交付的关键。

　　美国海军最后一艘护卫舰于2015年退役，此后只能依靠性能受限的濒海战斗舰勉强填补空缺。2020年，芬坎蒂尼·马里内特海事公司中标，计划在两座船厂同步建造最多62艘星座级护卫舰。然而，为满足海军严苛的生存性要求，原本基于欧洲方案的设计被大幅修改，武器与传感器配置也长期反复调整，导致工期一再拖延。2024年的专项审查显示，该项目已整整滞后三年。至2025年11月，星座级项目被正式叫停。近六年间，芬坎蒂尼累计投入约8亿美元，招募3750名工人，完成了约88%的设计工作；再加上首批两艘在建舰艇的相关支出，整体损失接近30亿美元。

　　报告指出，比资金更难弥补的是被耗费的时间。当前的替代方案，是以国家安全巡逻舰（NSC）的改进型号填补空缺，但该型舰抗打击能力有限，且原本用于其建造的关键零部件，很可能已被转用于维持现役巡逻舰运行，供应链风险难以彻底消除。相比之下，更为现实的做法，是维持两座船厂同时运转——由芬坎蒂尼完成合同内的两艘星座级，同时由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重启NSC改型生产，从而在交付进度与产能培育上保留必要的回旋空间。

　　无人舰艇同样陷入推进迟滞的困境。大型无人水面舰艇（MASC）原本被视为短期填补火力缺口的优先选项，但截至2026年3月，相关项目仍未签署任何合同。超大型无人潜航器（XLUUV）的情况更具代表性：自2017年启动以来，历时八年、累计投入8.85亿美元，量产计划迟迟未能落地，目前仅有波音公司交付的一艘可运行原型艇。若希望在2027年前形成具备规模的无人作战力量，就必须以远高于当前的紧迫程度推进合同授出和批量采购。

　　其中最为紧迫的是SSGN带来的能力断层。四艘俄亥俄级SSGN合计可携带616枚巡航导弹，其火力规模大致相当于20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15艘配备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Block V潜艇。最后一艘SSGN预计将于2028年退役，而承担接替任务的首艘Block V型“俄克拉荷马”号最早也要到2027年底才能入列，届时已有两艘SSGN提前退出现役。即便按最乐观的进度推算，到2028年初，海军仍将骤然失去相当于268个导弹发射单元的打击能力。更为严峻的是，这四艘SSGN早在2026年1月就已全部超过42年的设计服役年限，延寿措施充其量只能作为权宜之计。

　　在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SSN(X)问题上，受制于设计推进迟缓和工业投入不足，其实际服役时间很可能推迟至2040年之后。当前年均建造率仅约1.1艘，远低于维持66艘规模所需的2.33艘；再叠加AUKUS框架下对澳大利亚的履约压力，年建造需求还需进一步提高至3艘以上。尽管澳大利亚已向美国潜艇工业基础累计投入约10亿美元，但在现有管理体系下，这些资金尚未扭转产能下滑的趋势。

　　航母方面，福特级的建造周期在3至8年之间大幅波动，生产节奏的不稳定将直接影响2037年前的交付数量，甚至可能难以维持国会规定的11艘法定下限。传统基金会自2019年以来的一系列研究认为，为应对持续增长的中国海上力量，美国至少需要13艘，甚至15艘航母。为此，发展护航航母（CVNE）和轻型反潜航母（CVS）等多元化平台，并在更多造船厂分散建造，被视为扩充海军航空力量的重要路径。

　　在后勤支援舰艇方面，同样存在明显缺口。潜艇补给舰现役仅有两艘，且均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替代舰必须在2029年前建成，否则西太平洋方向的核潜艇前沿保障将出现空档。驱逐舰补给舰（AD）的情况尤为值得关注：最后一艘黄石级驱逐舰补给舰已于1996年退役，此后这一能力便从美国海军序列中彻底消失。而与伊朗的实战经验以及红海行动的经验已充分表明，舰艇若需离开前线返港补充弹药，将付出高昂的战备代价。

　　为此，海军正在测试两种海上垂直发射系统再装填技术 —— 海上转运再装填法 （ TRAM ） 和大型舰艇接口升降装卸法 （ LVI Lo/Lo ） —— 以弥补相关能力缺口。但从整体看，重建驱逐舰补给舰能力的紧迫性正日益凸显。补给油船方面，战时需求约为 40 艘，而现有签约数量仅为 17 艘；自 2022 年红山燃料储存设施关闭后，太平洋前沿供油能力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两栖战舰方面，原计划在 2030 年前交付的 2 艘 LHA 和 3 艘 LPD ，相关国会拨款至今仍滞留在审批环节 。

　　军舰还没下水，美国船厂先撑不住了美国海军如何建造其舰队、在何处建造，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性课题。无论是重建造船基础设施，还是设计并建造足以应对当今海上威胁的现代化舰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海军、造船企业与国会在推进路径上长期存在分歧，难以形成合力。

　　报告指出，美国现有船厂体系并不具备按国家需求的规模和节奏建造战舰的能力，而要扭转这一局面，将是一项以“代际”为单位的长期工程。

　　以核潜艇为例，这一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前美国核潜艇年均建造速率仅约1.1艘——其中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约为0.91艘，通用动力电船公司约为1.06艘；再叠加节假日停工等因素，到2025年底整体产率甚至下滑至约1.005艘。相比之下，要维持66艘攻击型核潜艇规模，所需建造速率为每年2.33艘；若再考虑AUKUS框架下未来十年对澳大利亚的供艇承诺，这一数字还需进一步提高至3艘以上。

　　自2018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累计拨付约90亿美元用于潜艇工业基础建设，澳大利亚也额外投入约10亿美元，但这些资金至今未能扭转产能下滑的趋势。更深层的症结在于，造船产能的扩张具有典型的“慢变量”（译者注：指需要时间积累、无法速成的事物）特征。无论是船厂基础设施建设、熟练工人的培养，还是上下游供应链的完善，都需要以数年乃至十年为周期逐步积累。

　　报告指出，即便订单充足、资金到位，人力缺口在短期内仍难以弥补。通过海军持续招募计划进入工业体系的新员工中，有50%至60%在入职第一年内即选择离开。与此同时，现有船厂劳动力中约有四分之一将在2030年前达到退休年龄。美国海军部长在2026年1月的公开讲话中提到，若要支撑“黄金舰队”的建造计划，未来十年大约需要新增25万名船厂工人。

　　报告进一步指出，这一困境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单纯的薪酬不足。造船业对技能的要求高度专门化——无论是焊工、管道工，还是核动力系统认证焊工，都需要经过长期培训与严格认证，难以从其他行业快速转化。在焊接、管路安装以及工段管理等关键岗位上，培训能力本身已成为制约产能提升的核心瓶颈之一：即便岗位和需求都存在，也未必能在可接受的时间内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合格人员。

　　在应对路径上，报告认为，真正具备“杠杆效应”的突破口，可能来自技术手段的系统性引入。不过，技术路径可以缓解压力，却无法替代人本身的积累。造船工人的能力，并不等同于简单的从业年限，而必须在真实的设计与建造项目中反复锤炼。这也意味着，保持稳定、连续的订单节奏，本身就是维系并提升劳动力能力的前提——缺乏持续项目，就难以沉淀真正可用的经验。

　　可见，除产能与人力之外，美国造船与修船能力在地理分布上同样存在明显失衡——资源高度集中于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沿岸，而战略重心已转向的太平洋方向，基础设施却明显滞后。

　　相比建造能力，维修与保障能力的失衡更为突出。福特级航空母舰在太平洋地区甚至无法进行干船坞级维修；各类核动力舰艇的整体维护能力同样捉襟见肘。目前，太平洋沿岸唯一能够容纳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干船坞，是位于普吉特湾海军造船厂的6号干船坞，但该设施正处于抗震加固和电气系统升级阶段，长期处于受限使用状态。为缓解这一瓶颈，海军正在推进新型“多任务干船坞”（M2D2）的研发，其设计目标是同时支持福特级航母与各型核潜艇的维护需求，但从规划到建成至少需要数年时间，短期内难以弥补太平洋方向的能力缺口。

　　核潜艇维修压力正不断外溢至商业船厂。由于海军公立船厂产能长期不足，部分核动力舰艇已不得不转往更远的商业设施进行维护，这直接挤占了原本用于海岸警卫队巡逻舰的维修资源，形成连锁挤压效应。“黄金舰队”的保障需求并非孤立存在，还必须与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推进的约250亿美元舰队更新计划，以及《美国航运法案》所设想的250艘战略商船队建设统筹协调，在本已紧张的船坞与码头资源之间进行分配。

　　在上述三重约束下，美国现役造船力量的布局与短板一目了然。各船厂核心情况如下:

　　“黄金舰队”背后的国家工程在阐述具体策略之前，报告首先强调一项基本原则：美国海军战舰必须在本国建造，不得采购外国建造的舰艇。美国舰船设计以战场生存能力为首要目标，其标准源于太平洋战争的惨烈教训，并围绕这一目标形成了一整套环环相扣的设计、建造、训练与维护体系。一旦引入外国供应链和陌生系统，不仅会在供应体系中埋下结构性隐患，还将大幅推高人员取证与维护保障成本——印度、澳大利亚海军的相关经验已充分说明这一点。

　　建设“黄金舰队”的第一步，是在条件最为成熟的造船厂集中扩大现有成熟型号的建造规模。目前，以下舰型均已实现稳定的持续生产，工人也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福特级航空母舰、阿利·伯克级Flight III型驱逐舰、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运输坞舰、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以及约翰·刘易斯级补给油船。

　　据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批量采购可为纳税人节省约5%至15%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为造船企业提供稳定的长期订单预期，从而释放其扩充产能的投资意愿。按五年期批量采购规模估算——涵盖2艘航母、10艘驱逐舰、10艘攻击型核潜艇、5艘弹道导弹潜艇、3艘两栖运输坞舰、1艘两栖攻击舰及6艘补给油船——总费用约为1724亿美元，考虑规模效应后约为1556亿美元。

　　要使批量采购真正落地，还需同步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拟议中的《战略造船与劳动力支持法》（SAWS）等创新合同机制，将允许提前动用批量采购资金用于人员招募和基础设施建设；国会层面的税制改革，则可引导资本更多流向造船产能，而非短期回报。与此同时，还应强化对经营不善造船厂的政府托管机制——这些船厂属于关键战略资产，不能任其持续衰落。在此基础上，总统应向国会提交《海军法案》，一次性授权海军在不超过十年的期限内统筹使用约1724亿美元，从根本上缓解订单长期积压的问题。

　　与稳定现有订单同步推进的，是海军多种新型战舰的设计攻关。截至2026年3月，护卫舰数量为零，战列巡洋舰、潜艇母舰与指挥舰等舰种要么从未建造，要么已数十年未曾更新；而驱逐舰与核潜艇的接替型号，其设计工作同样严重滞后。

　　新舰种能否如期交付、成本可控，关键在于设计方案必须充分贴合现有造船厂的实际生产条件，而非脱离现实、另起炉灶。为此，海军研究、设计与采办助理部长应牵头组建若干“设计冲刺”团队，统一部署、集中推进，与造船企业驻场协同攻关，配备船模试验水池、CAD工作站等必要设施，并为海岸警卫队和海事管理局未来参与巡逻舰及商业船型设计预留接口。国会应拨付1亿美元启动资金，用于推进以下各类舰种的详细设计：

　　采取“双线推进”的路径。马里内特造船厂可借濒海战斗舰建造任务收尾之机，依托已接近完成的星座级设计基础，集中力量攻克收尾阶段的设计难点，并适度放宽部分技术指标；与此同时，在英格尔斯造船厂重启并优化国家安全巡逻舰的海军改型方案。目标是在2028年前，由两厂分别交付具备基本作战能力的护卫舰，并逐步形成良性竞争格局。

　　初期设计的重点，是构建一种为核动力升级预留条件的船体方案，以福特级A1B反应堆为目标参照，并预留充足发展余量。首批舰艇先行采用常规动力；自第三艘起转入核动力推进。巴斯钢铁厂凭借在朱姆沃尔特级和阿利·伯克级项目中积累的成熟工艺，是优先考虑的建造厂，但其肯纳贝克河航道条件及基础设施存在一定制约；如相关问题难以解决，则可转由英格尔斯造船厂承担，该厂目前已参与朱姆沃尔特级的高超音速武器改装工作。整个项目不引入任何外国参与方。

　　报告认为，面对中国带来的现实压力，留给美国的时间已十分有限。传统有人战舰的建造周期动辄三年以上，而大型无人水面舰艇（LUSV/MASC）通常仅需约一年，且可在更广泛的中小型船厂分散建造。随着SSGN退役、提康德罗加级撤编以及阿利·伯克级逐步到龄，海军将在2028年前骤然损失约1940个垂直发射单元——无人平台由此成为填补火力缺口的最现实选择。

　　然而，目前承接这些平台建造任务的新兴企业——安杜里尔、萨罗尼克、雷多斯等——多集中布局于路易斯安那州河湾地带，分布零散、航道条件受限，难以支撑长期发展。海军必须尽快制定系统性的产业规划，统筹引导订单分配与投资布局，推动最具潜力的项目由分散走向集聚——长滩港的闲置海军用地、加州索拉诺县的深水滨水区域，均是值得优先考察的选址。随着订单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逐步成熟，这些新兴力量有望逐步承接更大、更复杂的平台；长远来看，大型有人战舰也可能纳入其建造范围。

　　当前造船产能面临的压力仅靠扩大投入、沿用既有模式，难以破解这一结构性困局，必须同步引入新的技术手段与管理方式。

　　在技术层面，增强现实与人工智能系统可在工人作业过程中实时叠加操作指引——标示焊接位置、管道走向及潜在缺陷——从而将邻近行业的技能更快转化为造船能力，并为工段负责人提供预测性操作建议。已率先引入机器人焊接系统的韩国和日本造船厂，生产效率已提升约20%；随着AI实时分析能力的进一步融合，这一水平仍有上升空间。相关测算表明，仅通过减少材料浪费和焊接返工，技术投入在五年内即可实现高达200%的回报。2025年12月，海军部长宣布投入4.48亿美元启动“造船操作系统”（Ship OS）专项计划，正是这一方向的具体落实。

　　在管理层面，VCM（船舶建造经理）模式已在国家安全多任务船舶项目中验证了其按期、按预算交付的效果，海军正将这一模式引入中型登陆舰项目。模块化建造则有助于将生产布局向劳动力资源更为充足的地区延伸，缓解码头与干船坞的空间约束——若进一步推动模块尺寸向可铁路运输标准收敛，全国更多制造企业将有望纳入“黄金舰队”的建造体系。

　　在产业链层面，应建立预先采购机制，提前锁定长周期关键物项并形成必要储备，以防止生产瓶颈及战损修复中的物资短缺。同时，还应更广泛运用预先采购和预先建造资金，支持新兴企业进入关键国防领域，推动核心零部件供应的多元化布局。为此，海军部长应主持相关生存性审查工作，并就预先采购事项向国会提出专项预算申请。

　　其一，新建太平洋方向公立船厂。海军部长应尽快向国会提出建议，在太平洋方向新建一座专用于核动力舰艇维修的公立船厂，作为美国第五座公立船厂。该船厂将承担现役及未来核潜艇与航空母舰的维修与保障任务。鉴于中国军事威胁的发展态势，一旦太平洋方向爆发冲突，该船厂将成为修复核动力舰艇、使其重返作战的关键支撑节点。与此同时，应同步推进选址勘察与土地收储，为扩充太平洋方向干船坞容量奠定基础。首年预计所需资金约15亿美元，每座船厂全周期建设成本约为200亿美元。

　　其二，制定覆盖30年的国家长期造船规划。海军部长、海岸警卫队司令与海事局局长应统筹整合各自造船需求，优化国家层面的船厂产能分配方案，并以提升设计通用性为抓手，全面强化供应链协同能力。在潜艇建造方面，应将整体任务集中于电船公司和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两家船厂，以打破当前跨区域分段建造、协调效率偏低的格局。国会应要求相关部门在下一财年预算提交前30天，提交首份综合性长期造船规划。

　　作者：布伦特·D·萨德勒美国传统基金会道格拉斯与萨拉·艾利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海军战争与先进技术领域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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