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6-09-19 阅读() 发布:小编

韩国篮球运动员抱怨临时宿舍的床铺太短,部分代表团认为房间过于狭窄;日本代表团也一度因为房间分配等问题寻找替代住宿。主办方最终为约1.7万名运动员和官员准备了一套颇为罕见的住宿体系:酒店、民宿、码头上的移动式板房,以及停泊在名古屋港金城码头、可以容纳约4000人的意大利大型邮轮“歌诗达赛琳娜号”。
9月15日,这艘11万吨级邮轮驶入名古屋港时,爱知县知事、大会组委会主席大村秀章还把它称为日本大型国际体育赛事首次采用的“船舶酒店”。但路透社当天的报道重点却已经不是这种形式有多“创新”,而是主办方如何回应运动员对住宿条件的不满。
看上去有些寒酸的集装箱板房和租来的邮轮,背后却是一届已经严重超支的亚运会。
2016年申办时,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估算的亚运会主办方负担经费只有850亿日元。2022年决定一并承办亚残运会时,后者又预计需要约150亿日元。也就是说,最初人们对两项赛事的成本认识,大致就是1000亿日元规模。
爱知县公布的最新大会直接经费达到2980亿日元;如果再算上举办城市承担的场馆、交通、基础设施、宣传等相关项目,广义举办成本约为3700亿日元。
严格来说,1000亿和3700亿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统计口径:后一个数字多算了约700亿日元的举办城市相关支出。但即使只比较大会直接经费,最初约1000亿的设想与最终2980亿相比,也已经接近三倍。
钱已经花到了原计划的近三倍,为什么运动员反而没有传统选手村,要住集装箱和邮轮?
2. 2016年错误低估仁川模式的线. 物价、人工、住宿和汇率上涨:约550亿;
爱知方面当初编制预算时,很大程度参照了2014年韩国仁川亚运会。大村秀章后来也公开承认,当年的850亿日元是在仁川大会基础上,再按照2014、2015年前后的日本物价水平推算出来的。
韩国当时为仁川亚运制定了专门的赛事支援法律和总统令。警察和军队可以直接提供安保人员;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调派工作人员;企业赞助商不是单纯交钱,而是直接提供车辆、司机、竞赛器材和设备;一些临建设施也由仁川市等公共部门另行承担。
爱知县如今估算,单单因为当初直接参照仁川的账面大会经费,就低估了大约550亿日元。
第二个550亿日元,则确实来自这个时代最直观的问题——什么都涨价了。从2016年申办到2026年举办,中间隔了整整十年,还经历了疫情、全球供应链混乱和日元大幅贬值。
2015年至2025年,日本国内企业物价指数约上涨至原来的1.3倍;建筑材料价格约为原来的1.5倍;公共工程人工单价约为1.5倍。仅2023年3月至2025年10月,日本住宿价格又上涨约50%。
2016年美元兑日元约为109日元,到2025年一度按照155日元计算。国际体育组织费用、进口设备等美元计价项目,仅汇率一项就相当于增加了约四成成本。
爱知县最终把建材、人工、住宿、物价和汇率造成的增加额统算为约550亿日元。
2016年的规划中,850亿日元总预算里有整整300亿日元准备建设选手村临时设施。到2023年,大村秀章已经公开表示,这部分建筑成本粗略估算已经接近翻倍。
按照爱知县自己的测算,仅取消选手村并改用既有酒店等设施,就削减了600亿日元以上成本。随后把游泳和马术比赛搬到东京,又减少约210亿;压缩酒店数量约40亿;减少两个足球赛场约40亿;压缩场馆临建设施约90亿;取消马拉松游泳、缩短运动员住宿周期等继续节流。
邮轮和集装箱不是预算膨胀之后“有钱任性”的产物,恰恰是预算已经失控后拼命省钱的产物。
问题是,传统选手村可以取消,选手村承担的功能却不能完全取消。主办方最初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既然不造选手村,就让运动员分散入住名古屋及周边现有酒店。
爱知县议会2025年的公开审议材料明确记载,决定不建选手村后,主办方本来准备主要利用酒店,但OCA提出强烈要求,希望仍然建立一个能够让运动员集中住宿、相互交流的据点。
于是主办方开始寻找一种不用盖房、比赛结束后又可以迅速消失的大型集中住宿设施。
一艘大型邮轮本身就是一座漂浮的酒店:上千间客房、餐厅、厨房、公共大厅、娱乐和医疗空间都是现成的。于是主办方先租下“歌诗达赛琳娜号”,让它停靠金城码头。
OCA随后进一步要求提高运动员住宿的“集积性”和“据点性”,希望集中住宿规模能够达到大约7000间客房。
爱知县自己的表述非常直接:先弄来了邮轮,“但还被要求再增加一些,希望做到7000间左右”。
主办方在名古屋港Garden Pier设置约2400间移动式住宿单元,再把这里同邮轮、酒店组合起来,勉强拼出一个没有传统选手村的“分布式选手村”。
9月18日,面对住宿争议,OCA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又向路透社表示,如果坚持建设传统选手村当然很容易,但赛事结束以后怎么办?OCA协调委员会主席塔亚布·伊克拉姆更直接表示,他们不希望留下一座昂贵的“白象工程”。
问题在于,永久选手村虽然可以不要,OCA对大型综合赛事住宿所要求的集中性、公共空间和服务标准却仍然存在。
原本想通过分散酒店降低成本,后来又因为国际赛事组织要求重新把运动员聚起来。
爱知县把与OCA、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亚洲单项体育联合会不断协商后新增或具体化的服务要求单列出来,估算成本高达约600亿日元——甚至超过单纯由物价上涨带来的550亿。
其中明确列出的项目就包括移动式住宿设施、邮轮、因邮轮和临时宿舍容纳能力变化而追加酒店、竞赛设备、国际规则变化、竞赛官员食宿、场馆运营设备、仪式装饰以及新增板球项目等。
爱知·名古屋亚运与东京奥运最大的制度差别之一,还在于谁来付钱。2016年的850亿日元财务方案中,计划由公共财政承担600亿,其中爱知县400亿、名古屋市200亿;另外250亿依靠赞助、门票、转播权和捐款等收入解决。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2025年11月在记者会上明确承认,依据此前的内阁决定,大会运营费原本就是“不由国家提供支援”。只是因为此后社会经济环境剧烈变化,成本暴涨,中央政府才改变原来的政策。
直到2025年底,日本才通过特别措施立法并在补充预算中安排136亿日元财政支援,主要用于亚残运、比赛场馆警备、宣传和地区体育振兴;算上无线电费用减免等措施,爱知方面计算中央支援约150亿日元。
而到2026年7月,距离开幕只剩两个多月时,文部科学省才正式成立由文部科学大臣担任本部长的大会支援本部。
因此,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这确实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央政府不兜底:地方自己提出申办,地方承担财政风险,成本涨了也首先由爱知县和名古屋市想办法填。
但从日本中央政府的角度,这同样有自己的逻辑——既然本来就是地方主动争取来的赛事,而且申办时已经约定国家原则上不承担运营费,那么预算超支以后再让全国纳税人兜底,同样会产生公平性问题。
名古屋因此正好撞上了大型体育赛事最麻烦的一道题:举办权往往属于城市,成本风险却可能达到国家级规模。
这里也需要避免一个简单化判断:不能说名古屋或者爱知本身“经济实力弱”。名古屋是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的核心城市。2023年度名古屋市名义市内生产总值约为15万亿日元;作为制造业重镇,爱知县同期县内生产总值更达到46.1万亿日元。
甚至从都道府县口径看,爱知县2023年度经济总量还略高于大阪府的约45万亿日元。
但如果只看核心城市,名古屋的体量确实明显小于大阪。以两市同为2021年度的数据比较,名古屋市GDP约13.94万亿日元,而大阪市约20.16万亿日元,前者大约只有后者七成。
一个地方政府究竟应该拿出多少自身财政资源,去承担一届16天的大型国际综合体育赛事?
过去十几年里,大型体育赛事的主办模式不断遭遇同样的挑战:赛事组织越来越复杂,安保、交通、住宿、转播、信息系统和国际体育组织要求越来越高,而新建场馆和运动员村在赛后又很容易成为财政负担。
2023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就因为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成本急剧上升而退出举办。该州审计部门后来认定,最初预算本身过于乐观,而且安保、交通等运营成本被严重低估。
牛津大学研究人员长期研究奥运会成本后也指出,大型综合赛事的预算超支并不是偶发现象,而是这类超级项目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风险。
最后省下来的永久建筑,变成了邮轮、移动房屋、跨城市比赛和更加复杂的交通调度。
结果就是,一届原本想办得“节俭、可持续”的亚运会,最终仍花到了接近最初预算三倍的钱,却同时因为住宿条件简陋遭到运动员抱怨。
它未必证明主办方“乱花钱”,甚至相反,日方实际上已经砍掉了超过1000亿日元的项目。
当大型综合体育赛事的标准不断提高,而举办城市又不愿留下巨额永久设施、中央政府也不愿一开始就为地方赛事兜底时,“既要省钱、又要达到国际赛事标准”本身就越来越接近一个难以同时满足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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